华人可谓是全球最重视教育的民族之一，但是，重视教育真的给我们带来了好处吗？
华人重视教育的根本原因在于自带“责任感”和“中产阶级价值观”。这的确给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但也带来了有名的“东亚不快乐”。而另一个同样重视教育，但却在创新能力和许多领域的成就上都超过华人的民族——犹太人把教育视作“梯子”的态度，却可以成为“东亚不快乐”的解药。
前一阵和朋友吃饭时，聊了半天孩子学校的教学问题，然后忽然都感慨起来，：
人到中年，会发现周围的所有人都好像是教育狂热者。
那些多年前认识的无忧无虑的朋友，居然有的把孩子送去所谓国学大师开的小学，有的为了上国际学校举家迁居清迈；至于整日接送孩子读各种补习班，为了择校花个几十万……更是很常见。身在其中，好像家长把这么多资源时间和注意力花在孩子的学业上是天经地义的，但其实不管是对马来人、阿拉伯人、欧洲人、非洲人、爱斯基摩人……都是不可思议的吧。
物理学家费曼（注意，他是个犹太人）的父亲曾经教给他一种特别的思考法：
设想你遇见了火星人，火星人肯定要问很多关于地球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人在夜里睡觉呢？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
采用这种思考法，我们也可以跳到外部视角，作为一个非华人，问出非常基本的问题——你们华人为什么如此注重教育呢？
按照我这个临时的非华人的不恭的想法，注重教育其实并不一定有价值。不然，像华人这么重视教育的民族，就应该从古至今就是全世界最富强的民族，而不是这30年来才急起直追，而且也应当在全世界文化中一直举足轻重，而不是先补经济课，现在才补文化课。而且，如果教育有这么大价值，其他民族又不傻，为何不这么投入呢？
华人为何重视教育？
这个问题的初步答案，我觉得可以分成两层：
一来，由于华人进入文明社会的长久，所以产生了一个特别喜欢长远考虑的习惯。
二来，由于中国有历史的特殊性，这种长远考虑，被主要体现为对教育的极度重视，达到了过度投资的程度。
1、自带“责任感”的华人
罗素在他的《西方哲学史》中写道：
文明人之所以与野蛮人不同， 主要的是在于审慎。他为了将来的快乐，哪怕这种将来的快乐是相当遥远的，而愿意忍受目前的痛苦。这种习惯是随着农业的兴起而开始变得重要起来的；没有一种动物，也没有一群野蛮人会为了冬天吃粮食而在春天工作。打猎不需要深谋远虑，因为那是愉快的；但耕种土地是一 种劳动，而并不是出于自发的冲动就可以做得到的事。个人……越来越多地为着自己的未来而牺牲自己的目前。
当初欧洲殖民者一到东南亚，就发现华人和马来人非常不同，好像特别勤俭和会计算。而且客观上直到现在华人在东南亚各国占据了和人口比例高得多的经济比例，其实这就是早进入文明社会所培育出来的文明人的审慎，也可以称作“责任感”。
在性格心理学家归纳出的“大五人格”中，责任感(conscientiousness)被认为是预测事业成功的最佳品质。而且心理学家推测，人类的“责任感”或许是在最近一段时期才变得高起来的，而且很可能在部分人群中的程度更高一些。因为长久以来，狩猎采集社会对债务、责任的计划和记忆并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大五人格”包括外向性、责任感、神经质、亲和力和开放性五个维度。
很明显，这种“责任感”在华人群体中的程度更高一些，因为他们更早也更持续地从事农业，特别是还有相当一部分是从事需要更繁重更需要计划的水稻种植业。正如《美国种族简史》中说的，
勤奋的工作习惯和无须老板监督，这是第一代来美华人的特点。歧视性的障碍一旦拆除，这些品质就成了劳工市场上起决定作用的有利条件。
华人今天的成功，基本上取决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他们比别人多干活，并受过更多（也更良好）的教育。
2、自带“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华人
这就要推演到华人的另外一个特点，也就是对教育的痴迷。我们还是可以用外部视角来问，
即使是深谋远虑的话， 凭什么说孩子读书好才能有出息？
为什么不早点出来工作多积累工作经验多攒钱呢？
有多少富豪是依靠读书成绩好或学历高而发财的呢？
在近代以前的农业、工业和商业等经济活动中，由于技术落后，组织简单，因此从事这些活动不需要复杂的知识。因此经济活动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自然也十分疏远。即使到了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按照现在的研究，至关重要的技术进步与基础科学的发展，二者基本上彼此无关。所以教育和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之间的距离还是很远的。
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特有的千年科举制度，养成了各个阶层的华人都情愿在教育上过度投资的特点。
在中世纪，科举考试表面上还是给所有的家庭带来了希望。无论现在的经济和社会地位如何，他们的孩子理论上都有可能通过这样的考试而获得一个辉煌的前程。虽然由于科举的率取率极低，而且需要的学习期限也越来越长（“十年寒窗”只是起码的要求），但是这种希望以及“还是有成功机会的”的信念，却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投身到考试和教育当中去。长期的训练，就被转化为华人学童特有的勤奋和适应性。
而华人莫名其妙的执念，就让现代社会需要（但是大多数民族没有准备好）的行为方式，在他们身上变成了“默认”选项。这在乱世或者鄙视文化的时代并没有多少好处的（二十世纪中国分别经历了这两个时期）。但是，只要到了正常的环境，比如移民到了西方，或者来到八十年代后的中国，这种行为方式就变成了正确的选择。
比如说对一位（没有这种文化传统的）菲律宾人来说，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然后开始培养自己孩子读书，然后这个孩子还愿意配合，就可能需要好几个世代，而这段时间里他们的家庭可能已经在社会竞争中被压制住了，已经没有条件投资教育。
可是对于华人来说，他们无需再纠结：要读多少年书？将来会不会有合适的工作？这个时间成本能不能得到报偿呢？人们只是理所当然地去读书，获得尽量高的学历，而且最后确实能得到或多或少的回报。
在《美国种族简史》中解释了为何起点很低的犹太人在美国如此成功：
犹太人内在的价值观念和传统精神，让他们在美国的经济环境里恰似如鱼得水，成功自不待言。 一句话，即使身居贫民窟，犹太人也具备中产阶级的社会模式和价值观念。
就这点来说，华人这种注重教育的文化，也是一种非常强烈的中产阶级价值观，不管是现在有钱或者没钱的，都特别重视努力、长远未来和子女教育。这也是他们何以在移民的国家能离开贫民窟，而自己的国家也能够取得经济成长的原因。
重视教育所带来的“东亚不快乐”
话说回来， 这种长远考虑和注重教育，听起来挺好， 可是怎么落到我们家长和孩子身上，就变成了不可忍受的竞争和负担了呢？
又回到罗素。他在说了深谋远虑对于文明人的意义后，又指出：
显然的，这种文明化的过程可以推行得很过分，例如变成守财奴 。但是纵使不推行到这样的极端，审慎也很容易造成丧失生命中某些最美好的事物。人类成就中最伟大的东西大部分都包含有某种沉醉的成份， 某种程度上的以热情来扫除审慎。没有这种成份，生活便会没有趣味。审慎对热情的冲突是一场贯穿着全部历史的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我们不应完全偏袒任何一方。
是的，正如澳大利亚经济学家黄有光在《东亚快乐鸿沟》中指出：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虽然东亚在经济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为国民谋快乐——这一人类的终极追求上，却毫无作为。事实上，近来有研究(cummins 1998)就全球各国人们的快乐水平做了一个比较，其中东亚国家和地区被指快乐指数最低。东亚各国的人的幸福感比印度、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低很多, 和国民收入完全不成比例”
因此便产生了“东亚不快乐”的说法。
▲《东亚快乐鸿沟》封面和黄有光
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华人模型的深谋远虑中，童年视为一种投资训练和未来做准备的阶段，孩童被期待努力学习，忍受艰困，自我完善，而且是从很小很小就开始。但是，如果没有那么顺利（这一点概率很大），这样的人生像一个挣脱不开的牢笼，在这个牢笼中，你永远达不到期望。
1995年的研究发现，亚裔美国青少年在所有种族群体中抑郁症的比例最高，而即使在学业上比其他人出类拔萃，亚裔美国学生的自尊却是所有种族群体中最低的。至于在国内，不仅学习成绩不好的孩子的自尊最低，我觉得ｔａ们的父母的自尊也是最低的吧。
而且， 华人通过深谋远虑和冲动控制所取得的经济成长，反而使得这种模型在下一代身上很难持续下去。
● 70后物资稀缺，选择性少，娱乐也少，忍耐性强。所以对于为人父母这一代， 他们最大的担心，是孩子无法完成阶层上升的任务，甚至不能留在现有阶层上。
● 而90后物资丰富，信息爆炸，选择多，他们更符合逻辑的担心，是可能错过美好人生。然而，事实上，在现有的教育体制下， 他们正在大规模地错过美好童年和少年。 极而言之，这可以说是长辈对下一代的掠夺， 以未来的名义，掠夺他们本来就应该有的幸福感和人生体验。
这样环境下的孩子从小就坚信，人生最重要的是未来。但是，正如爱默生说的：“我们对生活有种种期许，却从没有生活过。”。早晚这孩子会面临一个疑问：“这就是一切吗？”然后感到了受骗和幻灭。讽刺的是，他们的父母多半也经历了同样的过程，到头来，却又继续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上。
要克服这种“文明人的不快乐”， 就得找出变通的策略。我们倒是不妨借鉴一下犹太人的经验。
犹太经验能治愈"东亚不快乐"吗
犹太人也和华人一样，有传说中的高智商和高成就，但是早已摆脱了中世纪那种唯利是图的印象，反而是以多领域的成就和创新能力强闻名，也没有“犹太不快乐”的现象。 有趣的是，“多领域的成就和创新能力强”，恰恰是治疗“文明人的不快乐”的解药。
犹太人和华人一样，也是很早就进入了文明社会，他们的成就根本上也是基于“文明人的审慎”。比如说，犹太宗教和传统犹太生活方式特别注重自制力的培养。 具体而言，《塔木德》总共有 613条戒律，成为犹太人必须遵守的永久法律。
“谁是强者？”《塔木德》说，
是克制热情的人。不那么快被激起怒火的人比英雄更强，能控制意志的人比征服城市的人更强。”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犹太人最后在专业和职业领域取得不成比例的成功的领域，都需要常年的研读或者练习，例如医学、科学、法律、音乐。他们的成功和华人一样，都是纪律习惯和坚持不懈的结果。
可是，华人的成就和犹太人的成就比较起来，还是相形见绌。
因为华人的成就迄今为止还是多半局限在经济地位的成长，
而犹太人不仅有钱，而且在文化、艺术、思想方面都更加重要。犹太人仅占全球人口的0.2%，但是1/5的诺贝尔奖得主是犹太人。
探究这其中的缘由，可以追溯到这两个族群的冲动控制的能力的来源。
● 华人能够自我控制，深谋远虑，其动力来自对于父母对于家族的责任感。 既然这样，要履行这种责任，必须达成的是世俗定义上的成功。 这种目标其实有非常清晰的实现路径，做个勤奋的学生， 完成学业，对能帮助你的人彬彬有礼。 完成这条路不容易，但是很明确。
● 而犹太人的动力，更多的是来自他们的宗教传统。而犹太宗教传统恰巧特别重视辩论，有质疑权威的传统，这种传统植根于《塔木德》和《旧约-约伯记》中。（根据一项调查， 以色列孩子是世界上最自信的孩子，而最不自信的是日本孩子）。 所以甚至有这么个夸张的说法：“两个犹太人有三种意见”。
不管是把学校作业做出新意，为生意模式找出新途，在艺术上做出创造，甚至只是走出独特的人生道路，这种叛逆都是不可或缺的。你想做个创新者和艺术家，就必须追求意义大于金钱，如果你想有所不同，那就没有前例可循。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能就需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与他人冲突，冒犯传统 ，挑战权威人士。
所以犹太人的成就没有被局限在经济方面，因为对于有叛逆思想的人来说，眼前的一片平原就是无数条可能的路径。那么，他们就能撰写自己的人生脚本，人生道路不会被局限，事业领域也更加多元，更少被压抑的不快乐。
而对于只注重世俗定义的成就的东亚孩子来说，只有已经有很多人踩过的路，才能算是路。在这种心态下，很多人下意识地计算，a.我可以做这个，b.然后赚很多钱，c.因为这会让我的父母快乐。
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反而限制了他们的路径选择，而且又增加了在那几条限定的路径中的竞争激烈程度。这种选择的贫乏和竞争的激烈，就更导向了东亚式的不快乐。
100年前，犹太人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里说的一段话，可以很好地解释犹太人为何在追求财富和知识的过程中都屡有斩获：
发财致富对犹太人来说只是一个过渡阶段，是达到真正目的的一种手段，而根本不是他的内在目标。
因此，在一个犹太家族中往往是经过两代人或至多三代人以后，追求财富的劲头便告衰竭，而且恰恰是在家族的极盛时期遇到了一些不愿接受自己父辈的银行、工厂、规模巨大和生意兴隆的商号的子孙。例如，有一个罗思柴尔德勋爵成了鸟类学家，有一个华伯成了艺术史家，有一个卡西雷尔成了哲学家，有一个塞松成了诗人，这些都不是偶然现象。”
相形之下，如果只依赖深谋远虑和冲动克制这种“文明人的审慎”，虽然使得华人社会在最近取得了很多经济成就， 但也可能在更长的时间和更广的范围限制了成就的可能性。
所以也许我们可以再借用犹太人的另一个智慧，就是著名的犹太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作为奥匈帝国最富有的家族的后裔，年纪轻轻就放弃了一切财产）的精妙比喻：
这些只是他用来攀登的梯子，当他超越过去后，就必须抛弃这个梯子。
作为文明人， 我们肯定还是忧虑未来， 我们还是应该把子女教育作为家庭中最重要的事务之一。 然而，我们得不时提醒自己：这些只是梯子。我们自己每日攀爬这个梯子，同时还敦促孩子攀爬这个梯子，究竟是要到达什么样的目的地呢？
来源：爸爸真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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