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涓总
2018年，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蔡美儿在《华尔街时报》发文，支持布雷特·卡瓦诺获得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她还透露了一个信息：自家大女儿蔡思慧（英文名sophia chua-rubenfeld）目前就在卡瓦诺办公室工作。
很多人在蔡美儿2011年出版《虎妈战歌》后，对其凶残的教育方式（完全禁止看电视、约会和在外过夜；弹不好琴就烧了毛绒玩具；不允许任何一门功课学习成绩低于“a”；学校户外活动时间要求孩子练琴）印象深刻，蔡美儿甚至写道，老大蔡思慧4岁时给妈妈自制了一张生日贺卡，因为嫌它看起来太潦草，她将卡片扔到女儿脸上，要她重做一份。
蔡美儿与丈夫和两个女儿
很多人因此推测她家的两个女儿将会受到严重心理伤害。但看起来这两个孩子茁壮成长：蔡思慧2015年从哈佛毕业，获得哲学和梵文双学位，2018年从耶鲁法学院毕业，现在在大法官办公室工作，并计划成为陆军检察官；蔡思聪（英文名louisa chua-rubenfeld）现年23岁，2018年从哈佛以gpa3.9的高分毕业，获得艺术史学位，目前在纽约某公司任分析师。
更重要的是，两个孩子始终坚持捍卫父母的教育风格，而且被身边的朋友们评价为亲切、温暖、独立的年轻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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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妈妈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
老二蔡思聪清楚地记得，妈妈是在何时开始写《虎妈战歌》一书。
小时候的蔡思聪和妈妈
她被要求每天练习6小时小提琴，少女时代的她并不能接受这种安排，“如果我可以选择在拉几个小时的小提琴，和跟朋友一起看电视之间做选择，我当然不会选择前者。”
在这种高压之下，她在与家人去俄罗斯旅行的途中狠狠地发泄了情绪。在一家咖啡馆里，她打碎了一只杯子，吼道：“你为什么不明白？我讨厌小提琴。我讨厌我的生活。我恨你，我恨这个家！”
蔡思聪回忆起那次事件的后果。“我觉得我妈妈更震惊，因为对她来说，这感觉像是压力和斗争的顶峰。我想她就是在莫斯科时开始写这本书的。”她说，自那以后，妈妈对她和姐姐的态度事实上就有所缓和，所以《虎妈战歌》并不是一本宣扬育儿理念的书籍，更像是蔡美儿的回忆录，这当中有事实，有自嘲，有反思，也有忏悔。
后来，她继续练习小提琴，在高中获得了全a的成绩，提前被耶鲁和哈佛大学录取，她最终选择了哈佛 （理由是爹妈都是耶鲁法学院的教授，她不想在耶鲁周边的酒吧碰到家长，否则画面太尴尬）。
她说，虽然从小到大母亲都贴身紧逼，甚至周末要开五六个小时车送她去纽约学小提琴，但自从她一进大学，父母就开始彻底放手，连她选了什么课都不知道。在第一学期，她对一篇关于康德绝对命令的伦理学论文感到恐慌，写了几稿仍然不满意，躺在浴室里崩溃大哭时给妈妈打了个电话。
“她对我很严厉，”她回忆说。“她说，‘振作起来，你知道你能做到。离开浴室，开始写起来。’”
她的这篇论文最终得了a。
在蔡思聪看来，正是母亲的培养令她为大学和成人生活做好了准备。“到了哈佛，我感觉自己不再是最棒的学生——这里的每个人都是天才——但我从来不会有失落的情况。相反，我比其他人都更有信心，因为我知道我的努力工作一定会带来回报，这正是我妈妈这么多年向我灌输的核心价值。”
在哈佛时，她担任sab俱乐部的主席，该俱乐部的前身是sabliere society，这是一个长期以来只允许女性参加的俱乐部，在她的领导下开始欢迎男生加入。
她说：“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虎妈式教育会导致自尊心下降，因为家长不会给孩子那么多的表扬，但我觉得我比其他人更有信心，因为我的自信是自己赢得的。”
“我一定会成为一个虎妈，”她说。“这不是一件坏事。有时候这只是意味着你真的相信你的孩子。”
“严格的教育迫使我更加独立”
她的姐姐蔡思慧也曾反复提起，自己所受到的家庭教育并未剥夺她的自尊和自信，她曾在自己上传的视频中说：“我妈妈让我成为了一个更好的人。我的父母对我寄予了厚望，并相信我有能力完成，这让我更为自信。”
虽然她直言有这么一位母亲并不是什么轻松愉快的事，但正是父母的教导鼓励她一直追求完美。就比如4岁那年她做的生日卡，“这张卡确实做得很烂，我只花了30秒就涂完了，甚至连铅笔都没有削。如果我真的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我妈妈不会把它扔到我脸上。”
读高三的时候，蔡思慧报了一门军事史选修课，任务之一是采访一个经历过战争的人。她知道，她如果采访祖父母，在这门课上一定能获得好成绩，毕竟“他们关于二战的童年故事我已经听过一千遍了。”但在蔡美儿得知女儿的小心思后说，“索菲亚，这是一个学习新东西的机会。而你在走捷径。”最后，蔡思慧选择采访了一位以色列伞兵，“他的故事改变了我的人生观。我要把那次经历归功于我妈妈。”她之后打算进入陆军，便与这段经历有关。
蔡思慧说，很多人指责虎妈培养出了不能独立思考的机器人小孩。她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但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严格的教育迫使我更加独立。”
此外，她也不断听到别人批评说，虎妈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狭隘的眼光，但蔡思慧认为，父母是在教她追求知识本身，追求生活的意义。
在父母的启发下，她发现：
“我想，大部分人都希望过一种充实的生活。什么是充实？这意味着你知道，你已经把你的身体和思想都推到了自己潜能的极限。当你疾跑的时候，当你练了几个小时的钢琴曲终于在你的指尖下弹出来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当你突然想到了一个改变生活的想法，当你独自做一些你从未想过你能做到的事情时，你会感觉到它。”
权威式的养育更高效？
当虎妈战歌奏响在美国时，不仅蔡美儿一家人备受非议，连华裔或者亚裔家长也跟着受到牵连。直至今日，亚裔学生都因此被打上了“读死书”的烙印；亚裔家长就更不在话下，似乎是一群罔顾儿童和青少年福利和尊严的恶魔（我去学校开家长会时就曾几次强调我不是虎妈，孩子在家中非常幸福，也会支持学校各种非学术类游戏和集体活动）。
有意思的是，在亚马逊上评论这本书的华裔美国人对这本书的评价远远低于其他族群。事实上，有心理学家做了个简单的分析，发现40.5％的华裔美国人给它打出了一颗星的最低分。许多华裔美国读者讨厌这本书，因为它让他们想起了自己曾经的童年生活，他们认为这是虐待，也是终生难以摆脱的阴影。他们强调说，正因为有过这样的经历，他们并没有这么抚养自己的孩子。
然而蔡美儿女儿的回应与发展，似乎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这对虎爸虎妈，一个是第二代华人移民（蔡美儿的父亲蔡少棠被誉为“非线性电路理论及细胞式神经网络”之父，每天工作到凌晨三点），一个是第二代犹太裔移民，二战时曾经流离失所。
蔡美儿曾明确表示，她害怕“代际衰落”：第一代移民努力立足，第二代（就比如她和丈夫）成为受过教育的专业人士，负责辛辛苦苦赚钱，到了第三代就开始浪费祖上产业。所以她与丈夫的成长过程虽然不同，但都信奉勤劳的美德，并希望将凡事做到极致的价值观灌输给下一代（虽然灌输的过程有时与虐待只有一线之隔）。
在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马蒂亚斯·多普克(matthias doepke)和耶鲁大学经济学家法布里齐奥·兹利伯蒂(fabrizio zilibotti)合著的新书《爱、钱与养育：经济学如何解释我们养育孩子的方式》中，他们将父母分为三类：宽容型、专制型和权威型。
宽容的父母重视想象力、独立和自由；专制的父母重视服从和控制；权威型父母希望通过塑造价值观并与之进行推理来影响孩子的选择。
作者发现，宗教人士更有可能成为专制的父母，他们期望服从并相信体罚。
而最有效的父母是“权威型”。他们给予孩子高度的支持，也会相应对孩子提出较高的要求和较多的规则。他们用逻辑推理来说服孩子做有益于他们的事情。他们不是要求严格服从，而是强调适应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独立性。
也就是说，以德服人，通过自己的身体力行和摆事实、讲道理，让孩子了解行为与后果，接受家长的价值观和建议，但具体的学业发展、社会实践，他们鼓励孩子自己独立完成。从这点来看，蔡美儿似乎可以勉强归为这一类，或者游移在专制和权威型的中间。
权威型父母似乎最能成功地帮助他们的孩子获得现代育儿的圣杯：大学和研究生学位。作者使用多年来跟随数千名美国青少年的国家研究数据，发现“权威型”父母的后代更有可能从大学和研究生院毕业。即使排除了父母的教育和收入干扰，结果也是如此。权威型母亲的孩子获得大学学位的几率达34%，而宽容型母亲的孩子大学毕业率为30%，专制型母亲的孩子为24%。
好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在一项英国研究中，由权威型父母抚养的孩子表示自己的健康状况更好，自尊程度更高。而美国的研究发现，他们不太可能使用毒品、吸烟或滥用酒精；他们发生首次性行为的年龄较大，也更有可能使用安全套。
多普克认为，权威型父母虽然看似事无巨细（要求孩子学习乐器和运动项目，监控其社交圈，对学习成绩有严格要求），但他们逼迫其孩子的程度不会比他们的前辈更疯狂——他们只是在回应他们所处的环境。多普克和他的合著者发现，当国家更加不平等时，父母就会变得更有进取心。学历带来的更高回报意味着更疯狂的父母。
眼下的美国肯定处在这种疯狂时代。查普曼大学(chapman university)2017年对美国人恐惧心理的调查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担心“未来没有足够的钱”。而恐慌与焦虑，像蔡美儿那样担心一代不如一代，会促使父母们陷入一场零和的军备竞赛。
如何适度放手
这似乎提示着：在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家长会采取权威式的教养方式。
但就像蔡美儿的例子一样，严厉过了头便是专制，蔡家两个女孩足够坚韧，所以虎妈有机会培养出虎女，可是万一孩子天性较为脆弱敏感，父母极高的期望和极其严格的管理也许就会压倒一棵幼苗。
另一方面，关心和保护过了头，又可能会制造出巨婴，如同哈拉·马拉诺(hara estroff marano)在她的著作《懦夫之国：侵入式教育的高昂成本》中所说的那样，心理学家目前正在治疗一类全新的病人，这种病人无法应对正常的挫折，比如失业或者买不起最新的电子产品。更糟的是，这些曾经受到过度保护的成年人有时会表现出自残和其他暴力和/或反社会行为。
关于这一点，最新鲜的证据便是美国近期披露的一起涉及近50位名人的舞弊案，家长们为了帮孩子考高分、送他们进名校，不惜贿赂数十万美元。有部分涉案学生表示，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真实的考试成绩，真心以为自己在sat考试中发挥优异——家长对孩子的保护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
为人父母，我们对孩子的牵挂，可能直至死方休。但我们可以少做点，让他们偶尔摔个跟头，但同时确保在他们需要帮助时，我们可以及时伸出援手。
那么，一个慈爱（但不溺爱）、信任（但不盲目乐观）、温情（而非动辄打压），同时又能确保孩子尽可能发挥潜质的教养方式该怎么做呢？
这里有一些方法可以帮助你适度放手，培养更为自立的孩子。
少做建议
当你的孩子遇到问题的时候，比如在学校里有同学表现得不那么友好，不要冲动地给出建议。花一点时间来体会孩子的感受。当孩子们相信，自己的情绪受到了大人的重视时，他们就有了为自己辩护和解决问题所需的材料。
问问他们想做什么
在你感同身受之后，问你的孩子，“你想怎么做？”如果孩子回答“我不知道”，也不用气馁。
一旦你的孩子至少有了一个想法——“我能告诉老师吗？”——一起设想在那之后会发生什么。在这个交流过程中，你可以鼓励他或她为一个问题想出多种策略和结果。
这是适应力的核心：在面对结果之前先预测，并做出最实际、最有效的选择。
如果你的孩子什么都不想做，那又该怎么办？这有时候也没问题，“什么都不做”也是一种策略。
学会拒绝孩子
当他们寻求帮助时，问问自己：他们有能力自己解决这个问题吗？我的参与是否有助于他/她的学习和成长？我能找出一个他们自己可以采用的小步骤吗？
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有一天，我发现娃自己负责整理书包时忘了带一份数学作业，而这份作业恰恰非常重要，是要计入学期成绩的，我知道她一定非常希望我能帮忙送下作业，但我也想让她承担后果。所以我的做法是扫描了她的作业，发邮件给老师，让老师对她目前的水平心中有数，但请老师继续按照作业未能准时上交的标准程序予以处理，这也就意味着她一学期的成绩都无法保持在满分。从那以后，她就给自己做了一份清单，每天按单子检查自己该带的文具作业是否都带齐了。
让他们成为决策者：培养判断力
布置孩子做家务时，如果他/她问你自己做的怎么样，用另一个问题来回答。比如问：“你觉得怎么样？床铺好了吗？盘子还滑不滑？明天早上准备穿的衣服是不是全都放在床边了？”
这个问题培养了决策的判断力。当你的孩子长大后，她会经常面临这样的情况：她必须清清楚楚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并为自己做决定（“这是我能写的最好的文章吗？”“这个派对对我安全吗？”）。尽早练习运用自己的判断能力，会让她在以后的重大决策中学会有所权衡。
说来说去，这还是有槽一直以来的观点：一时一刻的成绩不重要，培养自立、自信、心智成熟的人，才是家长的长远目标。
本文转载自公众号：有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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