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的晚饭是糯米的功课分水岭：晚饭之前，需要做完学校的作业；饭后的时间则留给奥数。
有时候，她在学校就完成作业了，就会看看书、刷刷手机，度过饭前的两个多小时；有时候学校作业很多，饭后还需要写一部分，奥数不得不拖到九点多才动手。
这两种状况都会让我抓狂——难道就不能早点儿开始吗？难道这周的奥数又做不完吗？
小家伙也很可怜，一周里总有几次提出抗议，哀嚎着“不想做奥数，永远也不想做了”。
每当这时候，我都会很心疼，很想做个好人“好吧，今天不做奥数了”，或者干脆说“咱们再也不学奥数了。”
可这怎么能行呢？
提出“爱与自由”的孙瑞雪老师是蒙台梭利教育在中国的早期践行者，她还写了一本同名的书《爱与自由》。如果你没看过这本书，恐怕也听说过她写的另一本——《捕捉儿童的敏感期》。
最近几年，“爱与自由”很火，也变得更为极端。
信奉这种教育观的妈妈认为，如果孩子喜欢吃糖，那就让ta吃个够，牙痛了自然就知道吃糖的坏处。
如果想做到“爱与自由”，意味着充分信任孩子的天性，无条件尊重孩子的诉求。这样做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会为自己负责，并获得充分成长。
这个理论如此美好，孩子可以自由做自己，妈妈也不必担心破坏跟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然而背后的潜台词是：一切都是你所选，你也理应承担后果。说白了，不过是身为父母，却推卸教育责任罢了。
判断育儿方式是否ok，有一个简单标准：孩子脱离家庭庇护之后，是否能适应“丛林法则”。
孩子们并非等到上大学才步入社会，而是在步入小学的那一刻，“丛林法则”就生效了。从此时起，就要遵守老师、学校制定的规则，守纪律，按时完成作业，违反了规则就要受罚。
养育孩子的残酷之处在于反馈滞后——只有当孩子长大之后，我们才有机会评估自己当年做的对不对，而无论对错，都很难有机会更改。
相比“爱与自由”，我更喜欢经济人假设。
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的最根本的假设，它指的是：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付出，获得最大限度的收获。
爱玩儿是孩子的天性，他们的愿望就是天天玩耍，还能获得大人的褒奖。
或许有妈妈会反驳我：孩子就是在玩耍中学习啊！
如果您提出这种质疑，我猜，您家的孩子年龄恐怕不超过7岁。
对于3~5岁的幼儿，的确是在游戏中获得肢体的协调、获得对世界的认知。然而，一旦进入小学（即儿童阶段），就需要面对抽象学习了。
小学阶段是培养学习习惯、学习兴趣的重要时期，然而这个阶段的孩子自我约束性差，也很难理解学习的重要性。
以糯米为例，她的确有延迟满足的能力，也有强烈的求知欲、好奇心，可是即便如此，学习、写作业对她而言仍然是非常痛苦的任务。
上周三，她从放学之后就开始准备作文，直到晚上十点多才做完。第二天早晨，我才看到她发给我的消息，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即便在大家看来糯米很擅长写作文，而她也的确从中获得许多快乐，可是仍然会有这样崩溃的时刻。
孩子有可能在某一刻体会到学习的快乐，可是在此之前，一定感受过数倍于快乐的辛苦，甚至有时候不愿意学习，讨厌学习。
这是孩子的天性，他们不懂得不学习的后果，看不到未来的压力。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老母亲和孩子之间天然就是对立关系，除了陪着学、哄着学，只得把黑脸拿出来：快去写作业！
作为母亲，我天然地希望孩子们快乐。
当我看到糯米一周一周不得休息的时候，看到她做不出题沮丧哭泣的时候，看到她早晨惺忪的睡眼时，我都忍不住心疼，然后该催促的还得催，该训还得训。
因为我是妈妈呀，当母亲的就要为孩子负责。
为了“对冲”严厉管教，老母亲平时也会提醒自己多给孩子爱的抱抱。
在我们家，中午是属于娘俩的二人时光。我会早点儿放下手头工作，做孩子喜欢的饭，然后等她回家，一起看着电视吃一顿悠闲的午餐。
这样的午餐时光不知道还能享受多久，恐怕等她上初中就顾不上回家吃饭了吧。
马上要到圣诞节了，一个多月前我就给糯米准备了节日礼物。
因为是预定的，以至于收到快递的时候我完全忘了是什么，险些当着糯米的面取了出来。糯米得知是圣诞礼物，特别可爱地把头别过去，生怕破坏了圣诞惊喜。
就在上一个圣诞节，糯米还和同学们据理力争真的有圣诞老人。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时光，让我这个旁观者感到格外的幸福。
节日快到了，给孩子一个温暖的拥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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