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丨三联生活周刊 文｜苗炜
《园丁与木匠》一书的作者艾莉森·高普尼克几年前在《纽约客》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屏幕对孩子危险吗》。她是一位奶奶了，有一天跟孙子在花园里玩，她说，蜜蜂会酿蜂蜜，你吃的蜂蜜就是蜜蜂酿出来的。孙子问，蜜蜂是怎么酿蜜的？于是奶奶带着孙子上网搜索，先看文字，工蜂会分泌一种转化酶，将花蜜转化成葡萄糖和果糖，然后拍打翅膀，把水分扇开，萃取蜂蜜。手机屏幕太小，奶奶带着孙子到电脑上看视频，他们找到了很多关于蜜蜂的视频。
高普尼克写道：“我们的童年也被一种强大的技术统治，那就是书本和阅读。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阅读中度过的，对于身边的真实世界无知无觉，我逐渐适应了文字构筑的虚拟世界。这种早期的沉浸并没有阻碍我的发育，但它确实给我留下了一些幻觉——我关于浪漫爱情的大部分想法，都来自小说。”高普尼克说，现在的孩子也会健康成长，不必太担心。人类就是靠技术进步的，技术为孩子打开了一个更宽广的世界。
《学爸》剧照
计算机、智能手机、电子游戏、各种app、虚拟现实/增强现实、3d打印机，这些东西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工具，不让孩子玩这些东西，就像狩猎时代不许孩子玩石头和飞镖一样荒谬。孩子肯定会接触屏幕和手机，如果孩子喜欢学习，互联网的确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方便。美国教育学家、人工智能的先驱西摩尔·帕普特，一辈子都在研究人是怎么学习的，他把人的求知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婴幼儿期，小孩子通过探索、触摸和玩来学习，他们不仅学习与物体的关系，也学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孩子个人驱动的学习，等他们掌握了一定的语言能力，就开始提问，而且只问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第二阶段，是孩子看到了一个感官经验之外的世界，比如他看到了一个地球仪，他只能从经验式的学习转向符号的学习，从自主的学习转向依赖他人的学习，到了上学的年纪，他就完全依赖于学校系统，由别人来决定自己该学什么。
有些家长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孩子上幼儿园的时候，好像挺爱学习的，但上了学之后，好像对听课对写作业都没太大热情。按照西摩尔·帕普特的说法，从第一阶段转向第二阶段，对孩子来说，是一种创伤性的变化，他停止了学习，转向了“被教授”，有些孩子转换得很好，掌握了一些重要技能，比如阅读，比如利用图书馆，有些孩子，转变得就不是那么顺畅。到第三阶段，就是那些顺利经过第二阶段的孩子，重新找到创造性学习的方法，他们成为科学家和艺术家。帕普特认为，技术的职责就是消灭第二阶段，或者至少让孩子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转变更顺畅自然。
《熊爸熊孩子》剧照
他自己开发过儿童编程玩具，想让孩子通过玩，来理解一些抽象概念。帕普特这个想法当然很好，但也别小看孩子，孩子有辨别能力，他们能一下子闻出来哪些玩具哪些游戏天生就有一股“教育的味道”，他们会把那些带“教育味道”的玩意儿都推得远远的。我们总能听说，那些人利用玩游戏，学习了地理知识和历史知识，但也请注意，没有人是为了学习才玩游戏的。
看看孩子对奥特曼的热情，或者在万圣节的时候，看看孩子的装束带有多少漫威电影的元素，我们就会认识到，流行文化可不是想让孩子学习的。流行文化就是想让你花钱，流行文化致力于把孩子培养成消费者。有一本书叫《数码时代教养指南》，作者吉姆·泰勒说，流行文化带给孩子的影响是偏向于负面的，其中的“享乐主义生活态度”是最大的问题。有一项针对10岁以下孩子的调查，问他们这个世界上最棒的事情是什么。排在前三位的回答是，成为名流、相貌俊美、腰缠万贯。身体健康和父母家人排在第四和第六。流行文化试图操控孩子的需求，诱使他们购买玩具、食物、衣服、电子产品，这些产品大多缺乏回馈价值，还会传递不良信息。
那么科技真的能帮助孩子学习吗？
《银河补习班》剧照
2005年，调查人员发现，年轻人花在和学习无关的科技设备上的时间每天超过5.5小时。2009年，同一年龄段的孩子，每天花在和学习无关的科技设备上的时间平均超过7.5小时。4年的时间，从5.5小时增加到7.5小时。7个半小时，这是欧美的数据，听上去有点儿不可信，除了上学、写作业、课外活动、社交、睡觉，年轻人一天的时间剩不下多少啊。但作者说，科技产品对孩子的一大影响是“一心多用”，你以为他在学习，可他很可能抽空发了几条短信或者登录社交媒体，约有四分之一的孩子每天登录社交网站超过10次。科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对时间的侵蚀。孩子把过多的时间花在科技产品上，有两个坏处：一个是使用过度，给自己造成心理或社交上的伤害；另一个是丧失机会成本，把花在健康活动——比如学习和体育——上的时间，花在社交媒体和游戏上，由此错过了健康活动带来的潜在收益。
吉姆·泰勒描绘的图景是，流行文化想让我们的孩子花钱，互联网和科技想让我们的孩子花时间，这意味着机会成本的丧失。那他老人家有什么指南呢？他给出的建议是，要给孩子设定“系统默认值”，这就要靠父母反复的言传身教来形成。所谓“系统默认值”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小舍得》剧照
一是价值观，让孩子有尊重、诚实的品质并有同情心，孩子就有可能举止得体、实话实说、乐于助人。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总会接触到不良价值观，这些不良价值观主要来自流行文化、同龄人和高科技渠道。你要让孩子对那些不良价值观有抵抗力。
二是态度，自信自尊，延迟满足，重视友谊和努力工作，这些传统经验在孩子接触到现实世界后，还是会发挥作用。
三是作息习惯，每天健康的饮食、良好的作息时间和锻炼，会是孩子长久健康的基石。
四是有足够的空闲时间去玩耍，电视、电脑和网络游戏正在创造一套完全不同的“系统默认值”，那就是重新塑造孩子利用休闲时间和玩耍的方式，你要让孩子学会在不过分依赖流行文化和科技的基础上，去打发无聊和放松自我。
五是社交技巧，孩子会通过观察父母的社交生活及他们自己的社交经验来建立自己的社交舒适区，不管孩子是外向还是内向，你都要避免让孩子陷入孤立无助、人际关系失常的状态。
《安家》剧照
泰勒先生提供了几条指南：一、让你的孩子每次只做一件事，不要一心多用。学习过程中不要接触手机和网络，这样会慢慢改变他使用数码产品的习惯。二、三思而后行。流行文化鼓励你的孩子做一个冲动的人，它诉诸人的第一反应来抗拒无聊，你要让他慢点儿。三、分清虚拟生活和现实生活。流行文化给孩子传递的信息是，安逸生活和及时行乐。但真实生活非常艰难，付出的努力要经过多年才有回报，而且可能没有回报，虚拟生活缺乏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和偶然性。四、好好吃饭、锻炼、睡觉。高质量的睡眠可以让孩子情绪更稳定，注意力更集中，压力减轻，记忆力更好。让孩子有更充足的睡眠，就是从科技手中夺回属于自己的时间。
吉姆·泰勒强调，要让孩子明白生活是三维的，现实生活给我们丰富的感官体验。我们应该去打球，而不是用游戏机来模拟打球，我们应该在真实世界看、听、闻、触碰，而不是被限制在盒子里，科技从本质上来说，是将孩子放在一个“盒子”里，放弃开放式体验。现在科技有一个特点是不眠不休，你只要用社交媒体，就会被它启动，就希望得到好评，希望这种评价能延续。放弃社交圈，忠于内心涌现的自我认同，这对成年人来说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遑论孩子。
有一本书叫《他人的自私：论自恋恐慌》，书中说，自恋在文化传播中非常容易，当你看到别人只在乎自己而不理会他人的感受，你也会这样做，这就像在飞机上，前排乘客把座椅靠背放倒了，那后排的乘客也只能把座椅靠背放倒才会舒服一些，于是我们就都在一架自恋者乘坐的飞机上。按照康德的说法，所谓做正确的事，就是你的行为能被归为通用法则，每一次你选择做正确的事，只要你问自己，如果大家都这么做，这个世界会不会变得更好。理性会引导我们，我们不能把别人当成手段。但是自恋狂的行为与之相反，自恋者缺乏共情能力。现今这个世界，自恋正成为常态。我们的文化发生了一件令人担忧但又不可改变的事，那就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虚伪变得越来越多。
《以家人之名》剧照
许多看似是孩子的问题，其实也是大人的，过多使用媒体，不专注，过多在意他人的评价，自恋，热衷于消费，对流行文化没啥抵抗力。艺术家珍妮·奥德尔2019年做过一个演讲叫《如何什么都不干》，后来以这个题目写成了一本书。她说，她经常去洛杉矶的玫瑰园坐坐，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干。她引用法国文学家德勒兹的话说，我们周围充斥着毫无意义的谈话、疯狂的文字和图像，愚蠢的东西永远不会沉默。孤独太少了，沉默太罕见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强迫你表达。但什么都不说，才是件欣慰的事，只有沉默和孤独，你才可能创造一些罕见的东西。
珍妮·奥德尔的艺术作品，都有点这样的气质。她有一个“卫星景观”系列，是把“谷歌地球”上的图片中的地面一点点移除，就剩下那些人类建筑。还有一个“悬疑之物”系列，把垃圾场捡来的东西拍摄、归档，介绍每一件东西的材质、制造过程和公司历史。她说自己干这个项目的时候，就像收集海洋动物，某些扁平蠕虫非常小，你几乎抓不到一个整的，它们在触摸下就会断裂和破烂，所以必须打开瓶子，让它们自己爬进来。她喜欢两个艺术项目，一个叫“掌声”，2015年在圣地亚哥的公园，日落前45分钟，客人被引领到海边的座位上，不许拍照，仔细观看落日，然后鼓掌。另一个项目是“天空室”，在封闭的房间中，看三块天窗上透出的天空，为时一小时。这两个项目都是要关闭日常生活的压力，打开沉思的空间。
《老师好》剧照
珍妮提出一个概念叫“注意力折叠”。我们在博物馆里仔细观看每一件东西，就会达到“注意力折叠”的效果，或者走迷宫，短短的距离让我们仔细观察。还有一个办法叫深度聆听，这是音乐家波琳·奥利维罗斯的遗产，她上世纪70年代推出“深度聆听”疗法用以治疗心理创伤，她说，“无论你在做什么，以各种可能的方式倾听所有可能听到的事情，包括日常生活、自然、自己的思想以及音乐。倾听是实现感知的物理手段”。珍妮自己通过观鸟来“深度聆听”，这改变了她感知的颗粒度。一开始她只能听出一两种鸟的叫声，后来她听到鸟叫，就能辨别出是海乌鸦、知更鸟、麻雀、雀鹰还是金翅雀，将以前的“鸟声”多样化为有意义的声音。
珍妮的爸爸曾经在湾区担任技术员，他厌倦了自己的工作，辞职，用两年的时间读书、骑自行车、学习数学和电子学、钓鱼、与朋友聊天，还学了长笛。一段时间之后，他意识到他对外部环境的愤怒更多与自己的心境有关。两年闭关后，珍妮爸爸出去继续工作。珍妮承认，闭关生活对普通人太奢侈了。但她说，我们在19世纪所要求的是每天工作8小时，此外还有8小时的休息时间。休息、思想、鲜花、阳光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在数字网络中，劳动力被转化为一小块一小块的神经能量。人们永远在线，永远链接，24小时都可以货币化，每个清醒时刻都与我们的谋生相关，我们再也无法“无所事事”。因为它没有提供投资回报，它实在太贵了。珍妮说，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求助于“无所事事”的时间和空间就越重要，因为这是我们在维持自己的时间和空间。
好了，我用了很多材料来回答题目中的问题。从乐观层面看，陪孩子写作业是很累，但这是把自己的时间用在非工具性、非商业性的活动上，是把自己从技术和工作的齿轮中解救出来。放下手机，那些平台的赚钱之道就依赖于喋喋不休的激增，无关紧要的观点和话语，引发了歇斯底里的浪潮，冒犯了每个人的感官和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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