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不只是考卷、作业和标准答案：一所著名中学的素质教育 -pg电子试玩

这本杂志所展现的世界是如此的熟悉又陌生：这是一所高中里正在上演的中学生的日常生活，但视野与视角又不囿于校园围墙内。“不像是一本中学生杂志！”或许正是这种意外，吸引墙外的人来探究中学教育的可能性。

生活不只是考卷、作业和标准答案

教室大屏幕上正在播放许巍的那首mv：“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讲台上的郭旭峥让大家注意片中使用的升格摄影技术，拍摄速度高于标准的每秒24格，播放时会呈现慢镜头效果。他们前一阵自己也做了一个升格摄影拍摄的宣传片，同样拍摄了跳舞的人，可以作个比较。一听到这段旋律，教室里的30多个同学都会心地笑了，这首歌算是他们编辑的这本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刊的“主题曲”，改编自歌词的宣言就印在刊物第一页上：“生活不只是考卷、作业、标准答案与眼前苟且，还有常识、新知、故事、诗与远方。”

郭旭峥与附中学生（王旭华 摄）

这是一堂关于如何做杂志的选修课。而且这门课不只是纸上谈兵，它的作业就是要定期出版发行校刊《附中人》。郭旭峥是这门选修课的老师，也是校刊的执行监制，他告诉我，作为一本有着115周年老校的校刊，它曾经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毛泽东1950年还专门题了词“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校刊”，这个题词如今被抹掉“校刊”二字用在学校pg电子试玩官网上。师大附中也是郭旭峥的母校，几年前他读高中时就是校刊编辑部的主力，他当时为“附中人”加上了英文名“further”，打头两字母“fu”是“附”的拼音，结尾的“er”有“人”的意思。谐音之外，更是为校刊植入一种价值观：“我希望这本杂志站在校园里面，但面向外面的世界。现在的很多校刊，要么是站在学校里面，但背靠围墙，就看着眼前这一亩三分地；要么就是直接飞出学校，不知道飞到哪儿去了。‘further’的意思，就是既不做井底之蛙，也不是毫无边际，而是一步一步，走得远一点、再远一点。”

封面故事《舞台·舞者》（第47期《附中人》

附中毕业两年后，郭旭峥和同学杨雅芳又回到编辑部，这时候他们已经是相关专业的大学生，可以带着专业视角去重整校刊。更重要的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回望中学时光的机会。毕业后时常因为一些活动再回学校，郭旭峥一个明显的感觉是，现在的中学生和他上学那时的差别太大了。他告诉我，那时候每个同学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存在，千奇百怪的。仅仅过了三四年，情况就变了，人人都千篇一律的，眼神里缺少了活力。到了高考要报志愿的时候，按说已经成人了，绝大多数学生居然都不知道自己要选择什么，陷入迷茫。他分析，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和学生面临的高考压力越来越大。比如现在高考考题变得越来越活，以前考语文有很多死记硬背的东西，现在要求多看课外书，接着就出来一个指导性的书单，里面有《红楼梦》，那现在每周都有一节课要来读《红楼梦》，背《红楼梦》，考《红楼梦》。改革的方向是好的，但落实下来就变成了另一种应试。这种情况一年比一年严重。另一方面是互联网带来的改变。按说互联网应该让知识面更广博，结果却发现它让每一个人都更加封闭。他记得有一个同学在刚进入编辑部的时候问，“我们写这一个人的时候，是写这个人的优点，还是缺点？”这是太两面化的东西。郭旭峥意识到，18岁以前的教育都是应试的，做什么都有一个标准答案，这跟独立思考和创造力是相对的。这也是他和杨雅芳以选修课的形式重返校刊的初衷，也是希望学生在课堂之外，存留一点想象、创造、动手的可能，带着大家不只是“自己做杂志”，还要做一本“给自己看的杂志”。

想要寻找广泛意义上的校园故事并没那么容易。郭旭峥说，之前校刊一直徘徊在文学的小圈子里，没什么人看，甚至进入“古风”等二次元领域。后来他们带着选修课上的同学们成立了新的编辑部，曾想做一期“盒饭”专题，因为附中的盒饭难吃，食堂座位不够，每个人都想吐槽。一个同学已经写出了一篇6000字的稿子，从早上五点送餐的师傅上班开始，到他送盒饭到学校来，再到午餐时间教室里面各个同学的百态，最后再回到这个送餐车开走，长镜头一样。结果稿子被学校枪毙了。郭旭峥和杨雅芳以此为契机去找了分管校刊的副校长梁原草，讨论校刊方向，双方几乎要吵起来了。梁校长不让步，“盒饭的事情一时解决不了，你这时候写出来，只能适得其反，把事情又搅起来了。”校刊就在这样的磕磕绊绊中摸索前行，背后交织着一所学校真实的生活、思考、向往和困惑，它的保守与开放，界限与活力。

第47期《附中人》发刊海报

3月21日，第47期《附中人》发刊。编辑部的同学才刚刚把新刊搬到楼前的桌子上，想要购买的同学就一拥而上。这种成就感是难以描述的。几天后的统计数字更是让他们引以为傲：这所大约2000学生的中学的校刊，纸刊销量突破了1200本，微信平台粉丝5870位，视频的最高点击量更是高达10.2万。他们开玩笑说，“感觉和自己的孩子出生了一样，而且一出生就走红了。”参与其中对编辑部成员的影响更多是无形的。副主编郑涵予形容，“之前生活在一个别人限定的框架里面，好像前面有一堵墙，现在慢慢在向前推动这堵墙了。”

校园故事：熟悉的陌生化

和郭子介的见面只能约在午饭时的短短一小时内。他今年刚刚高一，时间就已经被校内上课和校外补习填满：每天早晨7点多到学校，上午五节课，下午四节课，之后回家做作业到晚上八、九点钟。周末还要上补习班，从下午1点一直上到晚上9点。

他遇见“葫芦娃”詹启宇是个意外。那是去年的一次选题会上，主编戴珺雯提起有个同学在校园里开垦了一块荒地来种葫芦。戴珺雯家就住在学校旁边，她每天走路来上学时，都会经过学校现存的最古老建筑“小红楼”，如今的钱学森纪念馆，这栋楼的西南角有一块不到20平米的土地，被两座变电箱和铁栅栏包围着，是学校里一处被遗忘的角落，但从学校外面正好能看到。去年秋天她发现，这里被人种上了葫芦，大大小小十几个，最高的竟有40厘米左右，像是个流星锤。郭子介说，戴珺雯说出口时没人相信这是真的。那天下着大雨，开完会她带着编辑们来到葫芦园，大家都惊呆了，觉得这个故事一定要写出来。所有的人都在好奇：能在学校里种葫芦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奇葩”？是什么样的想法促使他一天天把葫芦种下去？

“葫芦娃”詹启宇

戴珺雯之前就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叫詹启宇，跟她同年级但不同班，在高二最好的钱学森班，算是“学霸”，又是钢琴十级，科技特长生，体育也很好。最出名的是，他做操时跳跃运动会飞的特别高。也听说他会种葫芦，之前还在这里种过向日葵。跟他说要了解种葫芦的事，他倒并不拒绝，只是要求来个男记者。于是，刚刚进入编辑部的郭子介就当仁不让了。

特写《一个高中生的拓荒》（第47期《附中人》

郭子介起初担心，这个“葫芦娃”可能是一个含蓄内敛甚至“自带低气压”的高冷学霸，所以特别怕采访的时候问了什么白痴问题，让他觉得不快。于是在第一次采访前，他查阅了十几万字的资料，比如葫芦有什么种类，不同种的葫芦怎么样，葫芦什么时候出芽，什么时候开花。果然，第一次去，詹启宇很有礼貌地给出了百度百科一样的答案，比如问他，为什么种葫芦？他说，葫芦具有装饰价值，摆在家里好看。结果戴珺雯拿到的初稿就是长篇的种植过程，把她看晕了。“真正的采访是从第三次开始的”，郭子介带着这个信念又去采访，慢慢找到些感觉。詹启宇告诉他，其实最初就是和同学捉迷藏时发现那么一块空地，拿葫芦往里塞，出芽了，再去的时候也没人管，就这么种上了。每天跟着詹启宇去种葫芦，掐尖、剪枝、打药、浇水，郭子介也渐渐熟悉了葫芦从播种到收成的各阶段的流程。到了今年年初再播种时，他也帮着去园子里翻土，装育苗盆。这个过程中郭子介每次都会发现，詹启宇所关注的事物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别人把注意力放在新的高校招生政策或教学楼前的海报、通知上，但他看到了校园中的一隅荒地，看到了少有人触及的地方，看到了真正的趣味。”在詹启宇看来，每天午休时分“下地干活”比留在教室里学习更好，吃完饭血液主要集中在胃部，如果这个时间去学习的话，对大脑会有伤害，运动一下更好。结出的葫芦们都被他做礼物送给同学朋友，他更注重种的过程，而且在葫芦园里非常认真地做各种实验，不断总结经验，看上去就像个庄稼人或者植物学家。郭子介认为，詹启宇做的事无非是和土地与植物打交道，但是在别人看来是件挺有意思的事。这也是校刊想要传达的，生活不仅局限于试卷，其实有很多事可以做。

魏紫钰则接触到了高三的王月林和她研究北京市自行车道的故事。出发点是一门“研究性学习”课程，就是可以自己提出一个感兴趣的课题，成立一个小组来研究，学校会有指导老师来整合资源，提供指导。郭旭峥告诉我，他上高中时班上很多人都特别喜欢这门课，比如他当时做的课题就是研究同学为什么会上课睡觉。就上课睡觉这个问题，他在每节课上都仔细观察，看什么时间段睡觉的人最多，下了课再去采访，问他们为什么会睡觉。他发现，现在的同学都把这个课当做最可忽略的，往往在交论文的前几天百度复制粘贴一下。所以他们就想挖掘出一些认真做研究的人。王月林就是其中研究得特别扎实的一个，她还因此获得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的一等奖。刚接触“非虚构写作”不久的魏紫钰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采访任务，她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但第一次采访仍不知该提什么问题。她在选修课上学到海明威的“冰山理论”：每一个人物都是一座冰山，人物展现在作品中的部分，只是露出在海面上的一小角。但没有在海面下隐而不见的这一大部分，露出的冰山一角也不会精彩。她靠多次见面和微信采访来构建这座冰山，“一份20分钟的录音，一字一句敲在文档里最少也要一个半小时。临近期末的时候坐在电脑前总是想把键盘砸碎，这太漫长而且枯燥乏味了。”不过这个构建的冰山过程也是王月林对她打开心扉的过程，她开始讲述新的故事，比如为了更好地了解北京市自行车道存在的问题，她到中科院地理所，利用谷歌卫星技术和高分辨率遥感影像对市域范围内自行车道路状况进行扫描，并去一些问题严重的路段进行实地考察、测量、标记。勘察过程中，她恰好路过北京市路政局，进去拿到了有关铺设自行车彩道的数据。她也是第一个到交通委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化的中学生。魏紫钰感叹，“她打破了中学生的社交范围，开始以一个公民的身份去参与公共事物的管理。”

在越来越重的升学压力下，詹启宇和王月林这样的学生并不多，因此才更值得挖掘。校团委主管校刊的申浩老师并不讳言这几年学校面临的升学压力。他告诉我，在宣武区没有并入西城区之前，师大附在宣武区是一枝独秀，他印象中有一年全区六百分以上的学生一共130个人，他们学校就有110个。所以当年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尝试，比如舞蹈团，合唱团，游学，学校的理念也一直是“全人格、高素质”，让学生拿出更多精力全方面发展。但是最近几年合并入西城之后，以往那种超然的生源优势不再。因为教育上有一个规律，叫做“入口等于出口”，就是学生是以什么样的位次考进来的，总体上还是会以什么样的分数去输出。为了提高“入口”分数，招到优质生源，只能竭尽所能地提高“出口”分数来实现，比如在高二增加了每月一考，每周统练。很多活动也一度因为教学压力停了，这两年因为分数慢慢上来，才陆续开始恢复。在这样的压力下，编辑部成员的生活也和大家并无二致，采访和写作只能在每天的缝隙时间挤出来。但是毕竟，他们开始带着更多元的视角和更广阔的视野去观察，去了解正在这个熟悉校园里悄然生长的故事。

更贴近的师生

从编辑部征集的读者反馈来看，微信平台上的“附中人问附中人”是大家反响最热烈的。这是一个视频栏目，第一季做了一些附中有特点的老师。郭旭峥说，这个栏目也是在新媒体上的一个尝试，现在的学生都利用碎片时间埋头刷微信，这个平台是最贴近他们日常生活的。但是，贴近并不意味着不能做深度内容，不意味着一定要嬉皮笑脸，不能有门槛。他们想做的是“最有料的新媒体平台”。有料，不是爆料，而是有内容。

刘婧涵高一选修了郭旭峥的课，高二也顺其自然加入了校刊编辑部。但她对文字没什么感觉，就和同班同学舒馨雨自告奋勇去学做新媒体平台。这个工作看似简单，其实特别耗费时间和耐心。以做一条微信推送的封面图为例，微信后台给这个图的建议尺寸是 900 × 500 像素，但问题是，并非在所有情况下这张图都能完全显示。所以首先应该考虑到的是，在不同手机和不同操作系统下，读者看到的都是什么样的效果？之后，还要考虑到这张封面图在其它情景下的效果，比如分享到朋友圈、分享给朋友、查看历史消息等等，这些地方都会用到这张封面图，它们其实都在限制着你。而且，这张图绝对不是随便找一张什么图都可以的，比如在某些情景下，人物会被砍掉一半，甚至被“砍头”。每一张封面图都要以这个标准为参照。

郭旭峥与《附中人》编辑部成员合影 （王旭华 摄）

刘婧涵说，拍摄视频“附中人问附中人”，初衷是让老师把自己更加贴近学生的一面展示出来，要去挖一些老师的小故事。但是做了几次发现，老师们顾虑重重，在镜头前面比较拘束。她印象最深的是去录化学特级教师王天开的视频，她们了解到，王天开老师已经68岁了，仍坚守在讲台上，他上课也特别有意思。比如说同学的笔记挤在一起，他就说“记得像包子一样”，同学问题回答的不着边际，他就会冒出口头禅，“呸”。但是现场采访时，王天开老师并不承认有这个口头禅。播出之后刘婧涵收到不少负面反馈，比如问题衔接不自然，对老师也太很尊重，像审犯人一样。她心情很低落，后来总结经验，拿着手机面对面拍摄，一问一答，确实生硬。之后就提前设计一些场景，提供一些固定问题，来活跃气氛。

更受挫的是满腔热情地找上去，但屡屡碰壁。刘婧涵说，基本上特别想采访的老师都找过两次以上，而且让不同的同学反复去找，但是被拒绝的居多，因为很多老师会有误解，觉得这是一个挖老师槽点的视频，担心网络时代的传播无法控制。刘婧涵最大的遗憾是一个体育老师，他嗓门特别大，说话特别铿锵有力，管学生特别严，但在严的一面透露出特别和蔼的一面，全校没有学生不知道他的。问题都写好了，他只要答应了随时就可以拿手机拍，但他拒绝了，而且理由很奇特，说他的牙最近不好，要去修牙。再去问的时候，他就生病住院了，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去补拍。刘婧涵告诉我，剪辑视频都得在晚上写完作业后，加班到深夜，最头疼的是插入字幕，要一条一条插入，多的时候可能要插入四五百条，眼睛都要崩溃了。但她的未来方向也因为参与校刊改变了。她不是北京户口，本来打算出国读金融，现在坚定地要转学传媒。

师生之间的距离就在这样的互动中不知不觉拉近了。曾经对校刊持观望态度的梁原草校长也以文字回应了“附中人问附中人”。有人问，“您知道附中三宝吗？”他回答也坦诚，“我知道很多个版本，其中有一个是损我的：‘操场、盒饭、梁原草’。它的来历就是地理书上的那个‘东北三宝’：‘人参、鹿茸、乌拉草’。可能是为了凑那个‘草’吧。操场很糟糕，盒饭很难吃，梁原草大概也很讨厌了。也还几个版本跟我有关，比如‘返学早、作业少、梁原草’，这大概是在附中生活很愉快的几个方面吧。还有一个严肃的，是真正的‘附中三宝’：‘校名、校史、钱老’。”

扩大的生活半径

去年年底，北京连续雾霾。上一场雾霾刚刚被冷空气带走，新的一轮又卷土重来。师大附中的校园里一切如常，戴口罩来上学的同学并不多，大家都已习以为常。舒馨宇在新媒体平台上发出跟雾霾相关的十个作品，倡议大家去关注雾霾，因为“这一切并没有过去，不对雾霾反思，我们或许将永远困于其中，周而复始。”

舒馨雨告诉我，编辑部也在那个时候开始筹划在纸刊上做一期专题。她为此专门去找来纪录片《穹顶之下》反复看，准备去采访校园里因为雾霾被改变的老师和同学的状态，比如说对雾霾的看法，老师对不能上体育课的对策，还有就是学校的新风系统的功能等。没想到，12月7日晚6点，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了雾霾红色预警，这是两年来首次启动红色一级雾霾警报，各中小学、幼儿园建议停课，突然接到停课三天通知的师大附中也措手不及。这就变成了一个很有社会意义的事件，而且学校就处在风口浪尖，编辑部临时决定重新策划，按时间顺序记录一所学校里被雾霾影响的72小时。

特写《霾困附中时》（第47期《附中人》）

听说第二天停课，郑涵予的朋友圈被各种兴奋雀跃的情绪刷屏，但原本计划要为专题拍照的郑涵予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之前的计划可能都要推倒重来。她之前看到一张海报，一张脸上戴着好多口罩围成的面具。她没有这么多口罩来重现，但也启发了她，可以以口罩为主体道具。还好第二天学校并没有禁止学生进校，还是有些同学过来自习，于是郑涵予把准备好的口罩让他们带上，站在学校各个标志性场景下拍摄。比如校门口的“欢迎”、足球门前的“囚笼”、跑道上的“逃离”，以往熟悉的场景都被这场雾霾改变了意象。她又让一个班里的所有学生都带上口罩自习，匆忙拍了两张合影，最后都用上了。

负责采写的舒馨雨以前对雾霾总是一笑置之，因为已经麻木了。但在停课的这三天，她接触到了与雾霾相关的方方面面，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在文章里细致描绘出雾霾的形状：“白天喧闹的校园逐渐恢复平静，路灯透过雾霾，灰茫茫一片。这些细小的颗粒物将光线散射、折射、吸收，看上去像游戏里的虚幻场景。空气里有呛人的味道，人们戴着口罩低头走在路上。”她还记录下之前有同学对雾霾的一些对策，比如高一的冯香凝、王雨畅、王泳惠、王佳天等同学的研究性学习小组做了一个实验，检测各种口罩对空气中各种微生物的防护程度，结果发现，一次性口罩内部比外部的微生物还多。还有最初的兴奋过后，有同学在朋友圈发起的话题：“停课与蓝天，如果只能选择一样，你选什么？”舒馨雨也希望大家真正去想一想。

这篇5000字的《霾困附中时》首先发到微信平台上，很快突破了当时的阅读量记录。舒馨雨记得，前两天就达到了5000多，大大超过了当时2000多的用户数。这说明停课在家的很多同学也都在关心着这场雾霾。很多同学专门留言夸奖她，她还在群里发了红包。而且，舒馨雨的班主任蔡静把那篇稿子转发到班级家长群里，又引发了家长们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的大讨论。蔡静在群里说：“我的迷思是，孩子们对课外平台活动的热情远远高于课堂本身。她们可以不写语文作业，却愿意花时间做调研，整理资料，写新闻稿，而且写得很好。这是教育者的悲哀……”

第47期《附中人》发刊海报 

“素质教育真的是一个特别惶恐而庞大的命题吗？不见得。”郭旭峥认为，它不全然与学习和课堂本身是对立的，它也不会全然只与某些自觉性高、某些行有余力的同学有关。素质教育从来不在于培养，更多地只是激发。他在《附中人》编辑部里想实现的也是这种激发，像种下一颗种子。其实，如果把《附中人》比作一个小世界的话，每一位成员在其中的生命都十分短暂，只有两年不到。升入高三，就都要离开，整个团队又得来一次彻底的换血，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而且，在这群中学生里，很多人以后未见得会从事编辑出版这一类工作。但他相信，他们在高中的某几个月里，为了一本自己想做的最好的中学生杂志，因兴趣而认真、因认真而专业的这个过程，会一直留在身上，成为比考试成绩陪伴更久的印记。

文：贾冬婷